汉语言文学研究

“文论经典诠释与当代话语建构”专辑

  • 《文心雕龙》修辞学的现代转化——以《修辞学发凡》为中心的考察

    罗立桂;

    《文心雕龙》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古代修辞学内容与思想。现代以来,随着“龙学”的兴起,学界开始对《文心雕龙》的修辞学思想进行现代研究,促使其修辞学内容从传统向现代转化。在古今中外融会贯通的现代学术思想指导下,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所建立的现代修辞学理论体系内,对《文心雕龙》中有生命力的修辞学内容和思想进行辨析、整合与批判吸收,发掘其中具有现代价值的修辞学思想,从而完成了《文心雕龙》传统修辞学思想的现代转化。

    2025年02期 v.16;No.62 4-1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6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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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文心雕龙》比喻性表达的四种基本范式

    陈士部;

    《文心雕龙》中的比喻性表达有草木之喻、工艺之喻、乐画之喻和身心之喻四种基本范式。比喻性表达不仅体现了一种理论文本的言说方式,还表征着一种古老悠久的思维认知方式。草木之喻、工艺之喻与乐画之喻同身心之喻四者联动,而后者更是前三者的“枢机”,实现了对前三者的统摄整合。进而言之,刘勰“以身喻文”的文艺观念既辉映着中国文艺美学的文本言说样态,同时又无意中拥有了世界普同意义,且拥有了身体现象学的生存论意味。中西文艺美学里的身心隐喻话语,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其中的异同深度辨析、深度对话有着极强的学术生长空间。在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双重语境中,由此拥有了重建富有中国当代民族特色的文艺美学话语体系的契机。

    2025年02期 v.16;No.62 12-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9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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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汉语言文学研究》全国青年学术论文奖获奖论文”专辑

  • 诗人人格何以“动的修养”——动静文明论视域下的中国早期新诗论

    梁仪;

    从诗歌创作主体来看,1920年代初“动的修养”论深度参与了早期新诗“动的精神”的形成。“动的修养”论重视“在自然中活动”与“在社会中活动”以塑造诗人人格。“动的修养”作为人格论,与新文化运动鼓吹“动的文明”密不可分,柏格森“创化论”、歌德“活动主义”、泰戈尔“生存的动”、宋明理学修身论等资源也被改造运用。然而,“动的修养”作为诗学理论,还需直面个体内心动静冲突、东西动静文明对立、新诗人与新人身份错位等问题,田汉引入新罗曼主义“静的动”,郭沫若重释中国传统精神“进取”“活静”,以及关于新诗人道德问题的批判都可视作调适的努力。这种基于“动静”二元文明论产生的诗学理论的意义及其困境也值得反思。

    2025年02期 v.16;No.62 18-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0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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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僧俗互动与话语交融——以明清时期济公形象及叙事为中心

    王敏琪;

    济公及其事迹作为一类广为人知的叙事题材,其发展始终受到佛门与民间两股话语力量的影响。济颠从禅林进入民间后,被尊称为济公,其事迹经过民间力量的不断塑造衍生出丰富的叙事内容。目前所见最早完整记述其生平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其文体形态与叙事特征不仅存在对于佛教文献体裁的模拟,也体现出对于佛教文献功能的攀附。而随着济颠禅师正统地位的逐步确立,僧传、寺志等佛教文献对济颠禅师的塑造也受到民间济公小说、传说的影响,并进一步结合产生新的叙事。僧俗之间就济公叙事而彼此适应、相互影响的过程,充分显示出二者之间存有更加深层的话语交叉与生成的样态,堪称佛门与民间两种话语体系交融互补、交相辉映的有益典范。

    2025年02期 v.16;No.62 24-3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4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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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唐“文道观”的重构与“四六”概念的诞生

    吴皞;

    “四六”这一概念产生于中晚唐之际,通过对中日传存文献的爬梳,可以发现“四六”概念在诞生的初期并不同于偏重于指称一种文章形态的“骈文”概念,而是特定文体集合的代名词,即代指礼仪性的表、状、笺、启、书等公私文书。这就意味着“四六”并不能与“古文”的“散体”这一面向构成平衡的对立关系,其概念诞生的原因也不能简单地从“骈散对立”的角度去思考。相反,通过分析前期古文家与韩柳学派对于礼仪性文书的态度差异,可以揭明中唐时期“文道观”的重构才是“四六”这一概念诞生的深层原因。这一点集中表现在中唐时期产生的一种“文章等级论”的话语模式中。

    2025年02期 v.16;No.62 32-4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4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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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代道中诗的流动风景与私人天地

    陈文芝;

    道路是日常观察外在世界的重要场所。先唐诗中的道路是抒情象喻的模糊背景,中唐诗歌的道中之物则从意象还原为具体时空中的景物。到了宋代,道中行人的位移感受被纳入诗歌写作。宋人以置身其中的限知视角,呈现视觉的恒定或转折,关注地形、路况的变化,展露曲折水道的看山乐趣,调动知觉的波澜起伏。在平视或仰视的视角下,将沿路的“千岩万壑”比作“几案间物”,实现对道中公共之物的私有独占,“道中”由“可行”空间转变为“可居”的私人天地,或与南方山峦的蕴藉玲珑及土地制度之下的补偿心理有关。宋人的诗学实践对人地关系、居游关系的思考具有启示意义。

    2025年02期 v.16;No.62 43-5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2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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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界公民》的中国瓷器趣味观

    郭然;

    英国18世纪作家奥利弗·哥德斯密的《世界公民》是一部以中国为题材的书信体小说,深刻反映了这一时期中英两国的文学文化交流。小说中,哥德斯密经由英国妇女之口直言中国瓷器“在世上毫无用处”,该话语借用了这一时期英国国内讨论“趣味”问题的理论资源,对中国物质文明进行了贬低。这一与现实情况相悖的价值判断实则根植于18世纪中英两国间的全球贸易竞争,折射出英国民族制瓷业于崛起之际面对异域先进文明所采取的话语策略。英国作家试图通过美学话语中潜藏的意识形态力量重塑当时英国人的趣味,以此来扭转对华贸易逆差。

    2025年02期 v.16;No.62 51-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7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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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

  • 文人之文的守望及其文学史意义——袁枚文章学的理论向度

    李金松;

    袁枚既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古文家。袁枚对古文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认为文章渊源于六经。基于这一认识,他指出在宋代以后,由于八股文的兴起并成为科举的应试科目,再加上对《文选》缺乏应有的研讨,不大讲究修辞,古文因而衰落。而在乾嘉考据学横被海内之时,袁枚反对以考据学为古文及其对古文的渗透,竭力维持古文的纯度,重视古文的文学性与审美价值。袁枚关于古文的这些观念,是对文人之文的守望,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2025年02期 v.16;No.62 59-6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9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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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何之争”与明中叶文章学发展的内在进路

    张翼;

    传统文学史家往往将明中叶的文学面貌概括为“复古”与“反复古”的二元对立,而忽视了文学思想承递过程中的内在理路。发生于前七子复古运动后期的“李何之争”,恰恰将复古思潮与台阁体、唐宋派的文学理论相衔接,为观察这一时段文章发展史的内在逻辑提供了绝佳视角。这场论争历来被视作是由李梦阳、何景明在文学创作方法上的分歧导致,李梦阳主“法式古人”,何景明则倡“舍筏登岸”。事实上,隐藏在李、何文学创作方法分歧下的,是二人对于文章中如何处理“意”与“象”的不同思考。从“李何之争”出发,不仅可以上溯“文学复古”发生的必然性,亦可下窥早期“唐宋派”文论出现的端倪,为明中叶文学史的叙述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

    2025年02期 v.16;No.62 67-7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63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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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选本的权力与阐释的空间:《百家类纂》生成论

    郭强;

    《百家类纂》是明代沈津辑纂的诸子选本。选本的生成是主体“当下立场”的呈现,也是权力塑造主体的过程。辑纂者、序跋者、刊印者和捐资者是《百家类纂》的主体,具有参与、评价、改造并生成文本的权力。沈津秉持“欲明书者,先明类例”的明类原则,在专录诸子、子中选子以及“钩玄去疵”等方面体现了辑纂者的权力。背景揭示与观念宣扬是序跋者施于选本的权力。《百家类纂》的刊印者包含检阅者、校正者、校刷者三种角色,分别行使检书、校正、确定文本的权力。捐资者则直接推动了《百家类纂》的锓梓。沈津将明前经典目录著作的书写方法挪移至《百家类纂》的编纂中,使其具有鲜明的目录学色彩。在有限的阐释空间内,沈津通过“史”的回溯和载录,分设总题、题辞与总论,各有聚焦和意义的生产,构建了《百家类纂》阐释的三个向度。

    2025年02期 v.16;No.62 76-8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80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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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文化研究

  • 民族主义视野中的清末民初“国音统一论”与国语教育改革

    高建青;

    清末兴起、蔓延至20世纪30年代的国语运动不仅是一场语言、文字和语体变革运动,更是基于“国语”概念生成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运动,它与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国家观念的发生以及民族国家建构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元前后的“国音统一论”以及随之而来的国语教科书编定、国语教育改革运动,打上了鲜明的语言立国、语言救国的国家民族主义烙印。其中,从官话到国语的“国音审定”,体现了参与者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本位;从“国文”改“国语”则进一步强化了“一国之语”的政治地位;而所谓的“猫狗教育”,则以“儿童文学”的名义彰显了国语教育改革塑造新“国民”的民族主义价值。

    2025年02期 v.16;No.62 85-9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90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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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论集要》与北大“中国文学批评”课程建设

    张钰筱;

    1920年前后,北大预科国文课程体系的变迁推动了《文论集要》讲义的出版。受到“整理国故”思潮影响,“文论集要”从“学术文”课程独立上升为预科必修科目,同名讲义亦从《学术文录》中抽离出版,开“文论”选本风气,并成为部审教科书,获得权威地位。预科停止招生后,“文论集要”直接被更名为“中国文学批评”课程,纳入北大国文系本科课程规划,并一直持续到抗战期间,其在国文系知识体系的核心地位得到确认。得益于预科“文论集要”课程的滋养,培养了大批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学者,相关课程亦在各大高校产生回响。梳理“文论集要”从“学术文”课程中剥离并进入国文系本科的过程,将有助于厘清民国学人采撷中国传统文论资源、努力适应新式学科体制的脉络,重估“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文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影响,管窥民国时期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批评课程建设。

    2025年02期 v.16;No.62 93-10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91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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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当代视域”专辑

  •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速度”视野及其方法

    何榴;

    “速度”既是审视晚期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关键维度,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主题。在加速时代,速度经验在文艺中实现了“再媒介化”,速度逻辑在文艺中呈现出“技术化”趋势。从“速度”视角重新审视文艺批评,是更新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视野的重要路径。针对加速语境中的文艺新变,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应走向一种速度批评范式。速度批评范式并非要取代传统文艺批评,而是思考一种以“速度”为本体的文艺批评的可能性,以有效阐释加速时代的文艺新动向。

    2025年02期 v.16;No.62 101-10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95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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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审美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史晓林;

    审美资本主义的理论域呈现出矛盾复合性,既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性批判,亦包含对其理论遗产的继承发展。这一复杂张力是马克思主义在审美资本主义论域幽灵化在场的表征,既映射了不同理论范式间的认知偏差,也催生了二者的反思性对话。深入探究二者矛盾交错的关系,有助于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厘清西方学界存在着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为我国当代文化产业范式转型与新型美学经济形态的构建提供启示。

    2025年02期 v.16;No.62 109-1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4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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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与阐释

  • 从战时上海出发观世界——新发现的王任叔佚文30则

    刘平;

    王任叔在战时上海以“菰莆”“毁堂”“巴人”等笔名发表的诸多文章未收录进《巴人全集》,亦未见于《巴人年谱》《巴人文集》等各类相关论著,属于佚文。新见的30则王任叔佚文,以散文和书信为多。这些佚文发表于1935年至1948年,时间跨度长。从中可以看出,王任叔是如何从战时上海出发观世界、论社会、看人生的。新见佚文发表在非文学报刊和不出名的文学报刊上,被忽视很正常,但佚文的价值不可忽略。王任叔热忱地关注社会,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虽偏居一隅,但视野并不狭隘,时刻关注国际国内的局势变化。国家经验和世界经验皆是由无数地方体验构成的,如何将地方叙事上升为国家叙事、世界叙事,是进入王任叔佚文的一条路径。

    2025年02期 v.16;No.62 118-12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6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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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论坛

  • 译史为诗: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的文本生成及意义

    田雪;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是梁启超将“新史学”思想付诸实践的成果。此诗以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为蓝本,移植原文本的世界史分期模式,又立足中国史家的立场进行改译增删,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的进步叙事之中,谋求中国的世界史地位。基于融贯“史界革命”与“诗界革命”的策略,他又选择以诗译史,然而诗歌的古典风格被损伤,诗与史和谐的交汇表面下蕴藏着分裂的危机。同时,他选择将所译之史嵌入两年前东渡太平洋的历史记忆空间,依据两年间流亡海外的行旅经验,建构为一首记叙行旅的诗歌并重塑自我形象。从译史为诗的角度考察诗歌的写作过程,可以对梁启超在新旧世纪之交的史学与文学革新思想有更为清晰的认知。

    2025年02期 v.16;No.62 128-1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2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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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50—1970年代文学“真人真事”论考辨

    邹居东;

    书写“真人真事”是1950-1970年代文学中重要的创作倾向之一。作家以亲历亲闻的人与事为基本素材,加以转写、提炼,形成文艺作品,往往能收获较好社会反应。但在倡导“本质真实”的氛围中,写“真人真事”常常被认为不深刻、不“典型”,没能呈现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乃至是照录现实的自然主义的复活。另一方面,写“真人真事”又因涉及政治形势变化,经常被认为是影射现实而显得不合时宜。在“真实性”的两极中,基于“真人真事”的经验真实与建立在“倾向性”“典型性”上的本质真实,既相互依存又构成对立。考察这一时期作家、读者、批评家对“真人真事”的接纳、转化、评判,可以为理解当代文学“真实性”“典型”观念的生成以及文学制度变迁提供一个较为有益的视角。

    2025年02期 v.16;No.62 136-14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5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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