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仪;
从诗歌创作主体来看,1920年代初“动的修养”论深度参与了早期新诗“动的精神”的形成。“动的修养”论重视“在自然中活动”与“在社会中活动”以塑造诗人人格。“动的修养”作为人格论,与新文化运动鼓吹“动的文明”密不可分,柏格森“创化论”、歌德“活动主义”、泰戈尔“生存的动”、宋明理学修身论等资源也被改造运用。然而,“动的修养”作为诗学理论,还需直面个体内心动静冲突、东西动静文明对立、新诗人与新人身份错位等问题,田汉引入新罗曼主义“静的动”,郭沫若重释中国传统精神“进取”“活静”,以及关于新诗人道德问题的批判都可视作调适的努力。这种基于“动静”二元文明论产生的诗学理论的意义及其困境也值得反思。
2025年02期 v.16;No.62 18-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09K] [下载次数: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王敏琪;
济公及其事迹作为一类广为人知的叙事题材,其发展始终受到佛门与民间两股话语力量的影响。济颠从禅林进入民间后,被尊称为济公,其事迹经过民间力量的不断塑造衍生出丰富的叙事内容。目前所见最早完整记述其生平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其文体形态与叙事特征不仅存在对于佛教文献体裁的模拟,也体现出对于佛教文献功能的攀附。而随着济颠禅师正统地位的逐步确立,僧传、寺志等佛教文献对济颠禅师的塑造也受到民间济公小说、传说的影响,并进一步结合产生新的叙事。僧俗之间就济公叙事而彼此适应、相互影响的过程,充分显示出二者之间存有更加深层的话语交叉与生成的样态,堪称佛门与民间两种话语体系交融互补、交相辉映的有益典范。
2025年02期 v.16;No.62 24-3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42K] [下载次数: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吴皞;
“四六”这一概念产生于中晚唐之际,通过对中日传存文献的爬梳,可以发现“四六”概念在诞生的初期并不同于偏重于指称一种文章形态的“骈文”概念,而是特定文体集合的代名词,即代指礼仪性的表、状、笺、启、书等公私文书。这就意味着“四六”并不能与“古文”的“散体”这一面向构成平衡的对立关系,其概念诞生的原因也不能简单地从“骈散对立”的角度去思考。相反,通过分析前期古文家与韩柳学派对于礼仪性文书的态度差异,可以揭明中唐时期“文道观”的重构才是“四六”这一概念诞生的深层原因。这一点集中表现在中唐时期产生的一种“文章等级论”的话语模式中。
2025年02期 v.16;No.62 32-4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47K] [下载次数: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陈文芝;
道路是日常观察外在世界的重要场所。先唐诗中的道路是抒情象喻的模糊背景,中唐诗歌的道中之物则从意象还原为具体时空中的景物。到了宋代,道中行人的位移感受被纳入诗歌写作。宋人以置身其中的限知视角,呈现视觉的恒定或转折,关注地形、路况的变化,展露曲折水道的看山乐趣,调动知觉的波澜起伏。在平视或仰视的视角下,将沿路的“千岩万壑”比作“几案间物”,实现对道中公共之物的私有独占,“道中”由“可行”空间转变为“可居”的私人天地,或与南方山峦的蕴藉玲珑及土地制度之下的补偿心理有关。宋人的诗学实践对人地关系、居游关系的思考具有启示意义。
2025年02期 v.16;No.62 43-5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22K] [下载次数:1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郭然;
英国18世纪作家奥利弗·哥德斯密的《世界公民》是一部以中国为题材的书信体小说,深刻反映了这一时期中英两国的文学文化交流。小说中,哥德斯密经由英国妇女之口直言中国瓷器“在世上毫无用处”,该话语借用了这一时期英国国内讨论“趣味”问题的理论资源,对中国物质文明进行了贬低。这一与现实情况相悖的价值判断实则根植于18世纪中英两国间的全球贸易竞争,折射出英国民族制瓷业于崛起之际面对异域先进文明所采取的话语策略。英国作家试图通过美学话语中潜藏的意识形态力量重塑当时英国人的趣味,以此来扭转对华贸易逆差。
2025年02期 v.16;No.62 51-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79K] [下载次数: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