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研究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专辑

• 主持人语

  孟庆澍;

  <正>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便是情感研究的兴起。追根溯源，先是王德威出版了《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激活了“抒情传统”这一话题，随后他与陈国球又携手将陈世骧、高友工的“抒情传统”论述引入国内，并进一步推陈出新，后出转精，悄然将“抒情”确立为重审文学史的新起点，并建构了一套理论与实践皆富生产性的论述机制。海外学者李海燕、林郁沁等人的著作也恰逢其时地被译介，她们对现代中国不同类型的情感结构、现代传媒塑造下的大众同情等问题的讨论视角独特、路径新异，引起了新生代学人的普遍关注，并很快在新革命史、情感史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回应。张春田、姜文涛编辑的《情感何为——情感研究的历史、理论与视野》、威廉·雷迪的《感情研究指南》等理论著作也相继出版，为情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理论支撑。在这样的背景下，情感/情动研究在文学研究领域备受关注，并迅速地开枝散叶，向各个细分领域的纵深发展。抒情传统、情感结构、情感实践、情感机制、情感动员、情感学习、情感政治、情感经验、情感叙事、情感记忆、情感症候、情感共同体等一系列概念播散、生长，使现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左翼—解放区文学研究面目一新。

  2025年04期 v.16;No.64 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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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员何以失效：萧红小说与抗战演说中的情感实践

  路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战文化工作者借助多种媒介、技术与艺术形式，通过对公众情感的激发与调动，生产出新的国家认同、主体意识与情感联结。然而作为重要的动员技术，抗战演说在情感动员上的“失效”构成了诸多作家共同关注的现象与问题。萧红小说《孩子的讲演》以西北战地服务团中的一个小勤务员在政治集会上演讲“失败”的心理戏剧为依托，对抗战初期的情感动员机制及其有效性展开观察与批判。动员技术在战争中的制度化与程式化带来的并非情感动员的有效性，反而暴露出真正深入民众生活的情感实践机制的缺失。

  2025年04期 v.16;No.64 5-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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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中国情感启蒙视野下的“麻木”问题

  罗雅琳;

  20世纪中国的启蒙事业，从一开始就与中国人是否“麻木”的问题相关。为了解决民众的“麻木”问题，20世纪初期中国的启蒙知识人强调要建立情感丰沛的人格状态，并随之带来对于复杂内心世界的发现和对于民众激情的调动。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潘光旦、费孝通眼中，中国人平和稳定的情感并不必然意味着“缺乏情感”的“前现代”状态，而是由特定社会文化环境所构建的一种不同于西方人的情感模式。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传统戏曲中的深沉幽微情感，一方面因其与封建伦理之间的关联而被视为“奴隶道德”，另一方面，其中所蕴含着的诚朴百姓的深情重义，经过细致的辨识与改造，仍然是新的政治文化之所需。

  2025年04期 v.16;No.64 13-2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5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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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现身的女性”——论老舍《赵子曰》中的性别书写

  小川主税;

  老舍192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赵子曰》描写了五四退潮期北京男学生赵子曰的友情与恋爱经历。赵子曰与欧阳天风等人的友情，主要建立在去除女性的基础上。女学生王灵石在小说中作为“媒介”形象，加深了男性之间的情谊纽带，体现出性别结构的失衡。按照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的“同性社会性”理论，男性之间的亲密关系仰赖对女性的贬抑与排斥。王灵石的一封信虽语气柔和，但明确表达了拒绝的态度，并最终导致男生之间的关系破裂。赵子曰对李景纯的关注也可视为他在男性性认同危机中寻求“救国”叙事以重建自我的尝试。《赵子曰》不仅描写了男性情谊的建立与崩解，也展现了女性声音的抗争，反映出近代中国性别关系的复杂性。

  2025年04期 v.16;No.64 22-2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7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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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汉语言文学研究》全国青年学术论文奖获奖论文”专辑

• 从“文化政策”到“文化装置”——论托尼·本尼特文化研究的“物转向”

  王嫣慧;

  本尼特将文化置入福柯“治理术”的理论框架中，将文化看成一系列能够被利用，并逐步改变人们思想、感情和行为的技术。本尼特的文化研究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期，本尼特将文化看成治理的目标和工具，是内在于制度的治理关系，由此提出了“文化政策研究”的范式；在后期，通过对尼古拉斯·罗斯的“技术转向”和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借鉴，他提出了“文化装置”的概念，由此推动了文化研究中的“物转向”。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自霍尔以降，文化研究中逐渐悬置经济分析和社会物质存在、一味夸大基于语言表征系统的“文化转向”的错误，推动了文化研究的发展。

  2025年04期 v.16;No.64 30-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9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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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美学话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缘起、争论与评价

  郄欣萌;

  “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在21世纪初因诸种论争而成为美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争论焦点或集中于价值判断，或集中在新旧观念的交锋。对该话题的关注点多围绕内涵、价值与特性展开，对美学理论层面的研究较为缺乏。它是当代中国美学话语转型的指向，是20世纪90年代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延伸，也是美学文化研究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常生活审美化”延续了美学研究的文化视野，把文化讨论落实到美学的功能实现问题；表征着美学从抽象到具体、从认识论向“生活论”的转向，也作为人的感性欲望的表达，确立着话语自身的合法性。

  2025年04期 v.16;No.64 39-4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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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着英国的服装”：德庇时《好逑传》译本的对等翻译

  何兆轩;

  德庇时在1829年出版的《好逑传》英译本是该作外译历程中的重要译本。德庇时基于当时西方的文化习惯对等翻译原著，译本被时人评价为“穿着英国的服装”。具体而言，德庇时主要从三方面改造原作：以“斯多葛”哲学对等儒家“名教”；以“巧构小说”对照章回体小说；以“骑士”形象类比“豪侠”形象。德庇时《好逑传》译本顺应了英国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立场，反映了19世纪西方思潮下英国小说的时代特征。译本内蕴的中西文化表达相互碰撞与交流互鉴，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为当今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实践提供了参考范式。

  2025年04期 v.16;No.64 46-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8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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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文学关系研究新视野”专辑

• 赛先生与莉小姐如何共舞？——读《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

  岳雯;

  科学和文学，一个诉诸客观理性，一个诉诸主观感性，看上去南辕北辙，但共享了同一套现代性方案，并形成了复杂缠绕的意义场。李静的著作《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着眼于如何以文学的方式讲述科学的故事，描绘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层律动。上编以文本细读为中心，通过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五个科学故事描绘出文学是如何将科学逐渐“引渡”到社会观念的核心位置。下编以引入社会学的方法，考察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认为相对于科技“升格”，文学的政治化潜能被遗忘，“降格”为安顿个人身心的“良方”。文学彻底“民主化”后，是否还能唤起个人身上的感性潜能，从而再政治化，站在十字路口的文学的未来犹未可知。

  2025年04期 v.16;No.64 57-6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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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先生”的当代命运——以20世纪50—70年代工业题材电影为中心

  徐刚;

  李静著作《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里的“当代”版图显然可以向前追溯。其中隐而不彰的部分，恰与她笔下的乔厂长及陈景润的故事形成了一种有趣对话关系。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工业题材电影中，两组性格迥异而又相互冲突的“人群”总是相对呈现。其中一方往往依赖秉持群众路线的党委书记和满腔热情的工人积极分子走“又红又专”的技术革新之路，而与他们相对的则是迷信科学，仰仗技术理性，而又“自私冷漠”的技术知识分子、工程师等。围绕工厂车间这一政治性的生产场所，他们的争斗往往蕴含复杂的政治内涵，这是“赛先生”的当代命运的生动体现。这种别开生面的“斗争”，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复杂秘密。

  2025年04期 v.16;No.64 64-6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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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生命难题变成研究课题”——《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阅读札记

  闫作雷;

  李静《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聚焦文艺作品的科学叙事如何参与社会转型，重塑当代人的现实认知及情感结构，同时揭示科学叙事“游说”又“游离”的两面，在长时段视野中，凸显“动机”与“后果”的落差。“信息资本主义”时代，文艺如何借助新媒介完成“人的再生产”，其可能性和限度何在，也是作者把脉林林总总文化现象的重要面相。作者将自身处境与时代状况、历史脉络并置，把生命难题变成了研究课题。在新的“文化偏至”隐隐出现的当下，本书在科技与人文的张力中构筑我们时代人文价值的主张，是有益的提醒、必要的纠偏。

  2025年04期 v.16;No.64 69-7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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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博时代的“心”与“术”——读《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

  王都;

  李静的新著《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以十个“科学-文学故事”为对象，深入探讨了科学（“赛先生”）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不同时期的文学文化实践与人们的情感处境。在李静看来，作为观念的“科学”通过文学叙事，深刻形塑了当代中国人的情感世界和精神生活。这既是“科学”的社会化进程，也促使了“社会化的文学性”的生成。此外，《赛先生在当代》将新兴的“边缘”类型文学和网络文化现象纳入研究视野，将研究者的生命难题转化为研究课题，更是对一种与时代贴身肉搏的介入性学术伦理的呼告与实践。在这一对赛博时代的“人心”和“学术”的关注背后，隐藏的则是李静对新的共同体与人文学的想象。

  2025年04期 v.16;No.64 74-7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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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研究

• 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左翼电影运动的演进

  陈红旗;

  在上海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判断、文化选择、组织运作、斗争策略和生存智慧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通过“剧联”“电影小组”等文艺组织，积极利用电影开辟新的文化战线，从而推动了上海左翼电影运动的快速发展和全面展开。出于对电影的社会教育功能和宣传鼓动效用的准确认知，共产党人在20世纪20年代就想把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宣传工具来加以利用。20世纪30年代，以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为己任的上海共产党人充分利用电影来实现革命宣传、抗日救亡宣传和反剥削压迫宣传。1937年以后，上海共产党人和左翼电影工作者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或者选择离开上海去寻找新的发展空间，也顺势将左翼电影文化传播到了重庆等地。上海左翼电影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抗击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国民党文化“围剿”的重要战场，而这些左翼电影不但依凭丰富的题材和进步的思想内容为后人留下了历史光影和时代记忆，还以其刚健风骨撑起了中国现代电影文化的脊梁，更彰显了共产党人直面现实、观照大众、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电影观。

  2025年04期 v.16;No.64 79-8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8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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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研究

• “乘一总万 举要治繁”——从《总术》篇“赞”辞看刘勰的艺术法则论

  张晶;

  刘勰《文心雕龙》第四十四篇《总术》是重要的创作论篇章。“总术”是指关于文章写作的总体法则，其“赞”辞的理论含量和抽象程度都属上乘。与其他若干篇章的“赞”辞提出象喻式的命题不同，《总术》的“赞”辞以凝练省净的语言，镕铸为具有深刻普遍意义的理论命题：“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是《总术》篇的灵魂所在。《总术》篇从“文”“笔”之辨入手，以文体的角度来谈“文术”，而对于“文”“笔”决无轩轾之意。“乘一总万，举要治繁”与《物色》篇中提出的“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的命题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都与魏晋玄学的思维方式有密切联系。

  2025年04期 v.16;No.64 90-9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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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言（的）艺术”对“文学”的改编

  牛月明;王鑫羽;

  把“文学”宣示为“语言（的）艺术”的主张，是在“语言（language）”“艺术（fine art）”两个概念隐形迁移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立足于“语言”对“文字”的改编，“美术”对“艺术”的改编，开始于现代艺术分类体系，流行于20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并非西方近代意义的“纯文学”，甚至在表述上也得不到中国20世纪前期“新文学”理论的明确支持，其根本原因是当时中国人还无法脱离对“文”的广泛理解，无法脱离中国“文”学书写性与实用性的传统。用“语言（的）艺术”改编的“文学”观，以“间接性”“精神性”“韵律性”作为文学语言的特征，既模糊了语言表达与文字记录的区别，也模糊了汉字记录与拼音文字记录的区别。随着融媒体时代语言的文字化扩张和民族化诉求的高涨，立足于“文”概念的视觉经验理据，在中外互动中反思“语言（的）艺术”观的局限，在古今贯通中探讨“文”的概念对“语言（的）艺术”观的纠偏意义，成为凸显中国文学本土性和现代性的选择之一。

  2025年04期 v.16;No.64 98-10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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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文化研究

• 钱锺书与北京大学藏书：1953—1955年的个人阅读史

  张治;

  钱锺书在1953—1955年就职于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的这段时间，是他从民国时期才子作家向共和国学术体制新学者转变的重要过渡阶段。在新发现的一些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借阅记录档案资料中，存在着与钱锺书读书笔记手稿内容相关联的线索，尤其是他对“洛布古典丛书”等西方古典文献的借阅。钱锺书刻意绕开传统语文学壁垒、侧重修辞与思想分析的研究路径，形成在此时期富于个性的阅读视域和兴趣特点。这样的阅读经历塑造了钱锺书未来的学术视野，并且帮助他介入杨绛的文学翻译工作，足以显现出这一段学术生涯重要过渡时期的个人阅读史意义。

  2025年04期 v.16;No.64 108-1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2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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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打开文献中的老北京大学

  栾伟平;

  老北京大学史料，对于研究北京大学校史、研究中国近现代人物与文化均有重要意义。近年已有《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史料》等资料汇编，另外老北京大学教职员学生名录、毕业纪念册、师生回忆录、日记、年谱等等均是重要参考。利用这些资料，可以查询到鲁迅的小说史课程表、徐訏的学位照、赵万里讲授《词史》课程的起止时间等信息。目前开放共享的近代文献资源平台及商业性数据库也是查阅相关史料的重要途径。

  2025年04期 v.16;No.64 119-12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7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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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论坛

• 在“场镇”与“农村”之间：沙汀与新中国乡村叙事的实践难题

  刘牧宇;

  沙汀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四川乡村改革时，留下了《归来》《母亲》等短篇及日记《在石板滩》，这些转折时期“深入生活”的尝试，尽管面世后长期陷入沉寂，却以冷峻的审视实录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乡村变革的阵痛，也成为检视作家跨越1949时重要的思想样本。沙汀此时期从“场镇”小说向“新农村”书写转轨时的焦灼感，既源于他亲历土改时对乡土伦理惯性的察觉，更是其政治理想与文学观念固有矛盾在时代遽变中的激化。因此重新认知并归置沙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实践难题，不仅能管窥作家“再嵌入”乡土时的挑战与调适，也能从基层实践的角度重新理解新政权的乡村改革，探索新中国文学建构在“地方”与“主潮”的罅隙与互动中所提供的独特经验。

  2025年04期 v.16;No.64 128-1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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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评奖制度与文学史的“错位”——以1980年代汪曾祺《受戒》与《大淖记事》的获奖为中心

  常思扬;

  1980年与1981年，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与《大淖记事》分别获得《北京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与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代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他的选择与认可。在文学评奖制度中，《大淖记事》的评价远高于《受戒》，而在其后的文学史叙事中，《受戒》文学史地位则逐渐上升并超过《大淖记事》。《受戒》与《大淖记事》在当代文学史地位的变动意味着1980年代文学评奖制度与文学史在建构文学经典时持有的立场观点与价值标准存在“错位”，这种“错位”体现了1980年代作为“过渡性”年代的复杂特征。

  2025年04期 v.16;No.64 137-14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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